一、古代的中外医学交流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继承性和时代性。中国传统医药学在继承发展自己科学成就的同时，也不断在与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中同外国医学进行交流，不仅输出自己的医疗技术，同时也吸收外国的先进医疗经验。例如我国医学于公元前200余年已开始东渐日本；另一方面，在唐代苏敬主编的官方本草书《新修本草》就已收录了不少外国传人的医药方剂。为我所用。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有“红蓝花酒”方，这红花便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得种”后，而在“魏地”种之者(见《博物志》第151)。《千金方》、《千金翼方》、《局方》、《本草方》以及《开宝本草》等都有较大量的反映，引进药物包括补骨脂、阿魏、芦荟、乳香、没药、血竭、青黛、荜拨、曼陀罗花、番木鳖及海红豆等。 二、明清以后的中西医汇通 近代医学自16、17世纪奠基以后，由于光学显微镜等作用，使医学发展进入微观世界，18世纪后更进入到细胞和细菌时代，科学的实验医学有了很大发展。这对我国传统医药学界也产生了很大震动，促使许多知名的中医药学家要求了解新知，融汇新知，发皇古义，于是出现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在这个时期内，“记性在脑”说在汪昂《本草备要》中有了反映。王清任、唐容川、赵学敏都作了不少努力。《本草纲目拾遗》系统介绍了西洋参、东洋参及药露制法等。1929年，恽铁樵在上海国医学院作讲演，题为“一、中医符合国情的医学。二、西医自有长处。三、中西医化合是必然趋势”，是很实事求是的。张锡纯的“石膏阿司匹林汤”重实践效果，不失为一个创新的思路。当然，汇通派在对待中西医学上尚未能真正做到取长补短，发展提高传统医学，因而有其不足之处。 三、近四十余年来的中西医结合 近四十年来，团结中西医方针和中医政策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征。不少西医学习中医，应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医，成为大家在这一领域中进行工作的重要途径。 任何学科都要吸收当代科学成就来发展自己，互相渗透。“医学无国界”，中西医也不例外。四十年来，中西医结合有了较大的进展。现在，临床上辨证和辨病的结合；对中医阴阳、脏腑、气血、经络等理论进行的多学科、多层次、多水平的研究；对辨证论治及复方的探索等都显示了中西医结合在继承发扬中医学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十余年以来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早期至中期，处于一病一方—，药观察阶段。 第二阶段：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不少西医系统学习中医，达到可应用中医辨证论治与现代医学辨病相结合的水平阶段。 第三阶段：自70年代至现在，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开展了多学科、多层次、多水平的综合研究，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新技术，对中医理论也作了深入的研究。这和陈立夫先生提倡的中西一元化是基本一致的。 四、中西医结合治疗思路与方法 1．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 宏观辨证主要是依据中医理论作为指导和望、问、闻、切四诊之所见，做出病因、病位、病性的临床辨证，这是根据患者外在表现对疾病做出的综合的、整体的分析判断。微观辨证主要是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方法，对各类型患者进行生理、生化、病理和免疫微生物等各方面客观征象的检查分析，探讨其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提供可作为辅助诊断的客观定量化指标。临床上若把宏观的辨证和微观的辨证和微观的实验分析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取二者之长，互补其不足，可对疾病有较全面的系统认识，使临床辨治达到更新更高的水平。如把慢性胃病(炎症、溃疡)的宏观辨证和微观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指标结合起来进行辨证治疗，就能找到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有效方药，为中医治疗慢性胃病开拓新的途径。大量临床实践验证了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结合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2．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中医以辨证论治为其主要特点；而西医则主要是先确定是什么病，再针对病因和病理进行治疗。若把二者结合起来，对疾病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根据中医理论或西医理论，选用中西药治疗，可取得比单一方法更好的疗效。例如治疗心律失常，在辨证论治前提下，选择一些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抗心律失常作用强的中药。在辨病、辨证过程中，也逐渐总结出治疗某些疾病的独特方法，如用排石汤治疗胆结石等，并提出“无证从病、无病从证、舍证从病、舍病从证”等诊治方法，在无证可辨时就按该病的规律来治，无法确定病名时就采用辨证的方法治疗，从而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容。 3．中西医治法的结合 中西医治法的结合，不能仅仅停留在两种治疗方法的机械结合和同时并施的水平下，应充分倾及二者之长，使二者在使用中浑然一体，发挥出更大的疗效，进而形成新的治法，这是一种有机的结合。具体的结合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西治法各用其长。如白术或四君子汤类健脾方药，具有增强5—氟尿嘧啶杀灭癌细胞的作用，而对正常细胞却有保护作用，通过中药和抗癌西药的有机结合，扶正祛邪，着眼于整体，立足于局部，杀灭癌细胞，会取得全面效果，并减少或避免副作用。手术切除胆结石服用中药清热利湿，疏肝利胆，胃溃疡、胃癌病人胃切除后用中药健脾益气，可提高手术效果。这些都是中西医治法的结合，其基本特点是取中西医治法之长，提高疗效，并由此而产生一种既不同于中医，又不同于西医的新疗法。第二，以中医治法弥补西医治法之不足。用糖皮质激素及环磷酰胺治疗肾病综合征和某些慢性肾炎，疗效确切，但有明显的副作用。用六味地黄丸、左归饮等配合糖皮质激素，可保护肾脏，减少“柯兴综合征”的发生。这种中西医结合方法所配合的中医药疗法，除可减少不良反应外，本身也有治疗作用，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减少西药的用药或治疗强度。第三，以西医治法补中医之不足。中医仍存在着起效缓慢，针对性较弱等不足，在临床上，常采用一些西医疗法以补中医之不足。如阵发性室速，发作时应用利多卡因，甚至应用人工直流电复律；在缓解期则应用中药辨证施治，以调理阴阳气血，预防复发。体现了“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思想。总之，在许多疾病的治疗中，中西医治法有机地结合，可发挥各自优势，以取得单纯中医或西医难以取得的疗效。 4．中西药的有机结合 随着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不断开展，临床上中西药合用日趋普遍。大量临床实践证明，中西药合理配伍使用，能够提高疗效，开辟新的治疗途径，扩大治疗范围，缩短疗程。相反，不合理的中西药物并用，可使药效降低或消失，毒副反应增加或引起药源性疾病。因此，应掌握中西药相互作用原理及配合应用规律，以合理并用中西药。中西药物相互作用时吸收、分布、代谢、排泄其效果有一定的影响。掌握了解中西药合用的作用机制，对于合理并用中西药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中西药合理并用的最大特点是充分吸收中西药之长，克服两者之短，择优而从，有机结合，以实现取长补短的协同作用，从而提高疗效。 5．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富有整体性和灵活性。但由于中医“证”的概念在定性和定量方面比较模糊笼统，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中医的辨证论治灵活无边，造成了人们对中医学科学的怀疑。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普及，中医传统的疾病命名及以四诊获取疾病征象(证)的方法，已不能适应人们医疗保健的需求。 辨病是中医固有的方法 中医的辨病施治并非近世才提出，一般认为渊源于《内经》。创立于《伤寒杂病论》，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中医固有的辨病施治方法不仅未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被不断突出的辨证施治所掩盖。辨病是着重于疾病病理变化全过程的认识，它强调疾病内在的生理病理变化规律；辨证则是侧重于疾病某阶段病情状态的整体认识，它重点考虑的是每个患病机体的机能状态及其所处环境的差异，但这些因素往往可掩盖疾病内在的病因变化。有时经治疗疾病症状虽可减轻或消失，但疾病却不一定真正祛除。如病毒性肝炎，辨证治疗后腹胀、恶心、纳呆等显然减轻或消失，但肝细胞变性坏死。临床上，不同疾病之间的“相同证”在治疗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仅满足于辨证施治，满足于某个阶段临床症状的暂时改善，中医的医疗水平就无法提高，中医治疗学的发展也会停滞不前，如中医的胃脘痛，可出现在胃十二指肠溃疡、急慢性胃炎、胃癌、冠心病等疾病中，若只按中医胃脘痛辨证施治，显然缺乏针对性。所以，所谓“同病异治”是在“同”的基础上的“异”，“异病同证”也是在“异”的基础上的“同”，临床不仅要“同病异治”或“异病向治”，还要把握每个疾病的自身规律而“异病异治”。辨病施治是着眼于疾病病理变化基本规律的治疗方法，这弥补了单纯辨证施治的缺陷。一些疾病的潜伏期、初期或无症状期可无任何不适，此时中医治疗因无证可辨，施治亦难，而通过理化检查可发现异常，通过辨病亦可治疗。中医辨病施治，不应停留在西医诊断、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或专病专方专药治疗的水平上，这种辨病虽然避免了延误诊断和治疗，形式上也属于辨病施治，但这不是真正的中医辨病施治。中医辨病应当吸收现代先进的理化检查方法，扩大自己的诊断视野，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去分析认识观察到的新内容，从中医角度揭示贯穿于疾病始终的内在规律，探求疾病的内在病因病机、传变规律。总之，中医辨病和辨证是两种不同的辨识疾病病位、性质方法，但两者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辨病有助于辨证，从整体、宏观把握疾病的病位、病势及发展变化；辨证则可为辨病提供分析、认识疾病病理和生理演变规律的方法、导向。在处理好辨病及辨证治疗的基础上，必要时结合现代医学种种疗法，其疗效必然高于单纯中医或单纯西医的效果，这就是我们通常听到的说法：“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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